奇迹笔记

波普尔的著作曾经是我的入门哲学书（波普尔特别适合上世纪80年代理科学生的口味），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说波普尔只是个二流角色，甚至是个不入流的角色（这也许有些过分，我相信100年后波普尔应该还有自己的读者）。而维特根斯坦则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家的喜爱，与海德格尔并列成为上世纪最重要的两位哲学家。以下摘自《波普尔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出版p169），波普尔颇为得意地讲述了他和维特根斯坦的冲突，显然他认为他是这场冲突的获胜者。

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还包括罗素，当时74岁；维特根斯坦当时57岁；波普尔当时44岁，是三人中最小的。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都是犹太人，都是维也纳人。波普尔和爱因斯坦、薛定谔等当时的大科学家过从甚密，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而维特根斯坦则关心过数学的基础问题，但对当时正在兴起的第二次科学革命（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则不是很关心，他最主要的贡献在语言哲学。 

1946—1947学年初，我接到剑桥道德科学社秘书的邀请，约我去宣读一篇关于某些“哲学疑难”的论文。当然很清楚，这是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而在这一观点的背后是维特根斯坦的这样一个哲学论题：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语言的疑难。因为这一论题属于我最讨厌的东西，所以我决定讲一讲“有没有哲学问题？” 我的论文（1946年10月26日在国王学院R.B.布雷斯韦特的房间里宣读）一开始就表示，在接到秘书邀请宣读论文《某些哲学疑难》时我感到很惊异；我指出，写这请柬的人由于隐含地否认存在哲学问题，已经（可能是无意地）在由一个真正哲学问题所引起的一场争端中偏袒一方了。

不用说，这只是想以能引起人们兴趣的、带点诙谐的说法来引出我的论题。但就在此时，维特根斯坦跳了起来，大声地并且我看是愤愤然地说：“秘书完全是照吩咐做的。他根据我本人的指示行事。”我对此根本不在意，继续讲了下去；但事实上，听众中至少维特根斯坦的一些崇拜者确实当真，结果把我的玩笑当作对秘书的正式抱怨。会议记录表明，可怜的秘书本人也这样认为。他在记录中写到这一小插曲时，加了一个脚注：“这是写请柬的固定格式。”（这个会议记录很不可靠，例如，我在会上提出的论文题目被写成《哲学中的方法》而不是我最后选定的题目：《有哲学问题吗？》不仅如此，秘书还以为，我的抱怨是由于他邀请我读一简短的论文，以引起一场讨论造成的，而实际上这倒很合我的胃口。他完全没看清我的论点（疑难与问题之比较）。）

然而，我继续说道，如果我认为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那么我就肯定不会成为一个哲学家；事实上，许多人甚或所有人不假思索地采纳对许多或是所有哲学问题的靠不住的解答，而这恰恰提供了当哲学家的唯一理由。维特根斯坦又跳了起来，打断我的话，大谈特谈其疑难和哲学问题之不存在。我选一个适当的机会打断他的话，拿出一张准备好的有这样一些哲学问题的单子：我们是通过感官来认识事物的吗？我们是通过归纳来获得知识的吗？维特根斯坦驳斥说，这些问题是逻辑的而不是哲学的。于是，我提出了潜在的甚或实际的无限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他反驳说，这个问题是数学的。然后，我又提到道德问题和道德规则的有效性问题。维特根斯坦当时正坐在火炉边，烦躁地摆弄着拨火棍，有时象用指挥棒一样用它来强调他的论点，他挑战地说：“举个道德规则的例子！”我回答说：“不要用拨火棍威吓来访的讲学者。”这时维特根斯坦勃然大怒，扔下拨火棍，猛然冲出房间，砰地把门关上。

我实在深感抱歉。我承认，我到剑桥是希望激起维特根斯坦为没有真正哲学问题这一观点作辩护，并与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论战。但是，我决不打算惹他生气；他看不出这是一个玩笑，我不胜惊讶。事后我才意识到，其实他可能觉察出我在开玩笑，而正是这一点使他大为恼火。不过，虽然我希望轻松愉快地讨论我的问题，但我可使诚心诚意的，也许比维特根斯坦自己更认真，因为，毕竟是他不相信有真正的哲学问题。

维特根斯坦走后，我们进行了非常愉快的讨论，贝特兰·罗素是主要的发言者之一。布雷斯韦特后来称赞我（也许是可疑的赞扬），说我是唯一敢用维特根斯坦打断别人的方式打断他自己的人。

第二天在去伦敦的火车上，我那节车厢里有两个学生面对面地坐着，那个男学生在看一本书，那个女学生在看一本左派杂志。忽然她问道：“卡尔·波普尔是何许人？”他答道：“从未听说过。”这就是名气。（后来我搞清楚了，这本杂志登有文章抨击《开放社会》。）

道德科学社的这次会议几乎立即就成了胡编乱造的传闻的话题。在短得令人吃惊的时间内，我便收到了来自新西兰的信，问我是否真的同维特根斯坦打了起来，两人都用拨火棍作武器。在英国的传说没有这么夸张，但也好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