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笔记

“我不是学历史的，但好历史。”这句话是陈嘉映老师说的，这个说法对我也成立。而且我觉得由历史入手讨论问题正是中国学术的传统，和西方“轻历史，重哲学”的传统正好相反。一个是“理在事中，一个是理在言中”。也有相通之处。

泛泛而言中国历史可以分成三个大阶段，一段上古，由先秦到两汉，一段中古，魏晋到隋唐，最后是近世，宋元明清。内藤湖南把唐宋之际的变化看作是中古向近世的转换时期，提出了宋代以后是近世的看法。

内藤湖南说：“如疾病缠身的人常有很多思想深刻的考虑一样，像宋代这样的弱国，在内部思想方面进行整顿是必要的。”内藤湖南认为，唐代以前，在君主和一般民众之间有贵族阶级的介入，但自唐中期的混乱开始，贵族的势力逐渐衰败，此后君主演变成凌驾于各阶层之上的掌握绝对权力的专制君主。贵族政治的衰退还使从前依附于贵族的平民的势力得到发展。君主独裁政治的时代也是平民势力兴起的时代。

当君主独裁走向尽头的时候，必然会出现以民众为主体的政治，即朝着共和制方向发展。内藤湖南认为辛亥革命后中国告别君主制走向共和制有中国历史自己的内在逻辑可循。我们一般从救国图强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共和制比君主制先进，所以为救国图强，采取了更先进的共和制，以后则采取了更先进的社会主义。

宋代政治的特点是君权和民权扩张，杯酒释兵权后，君权得到了强化，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凭科举考试可进入统治阶层与君分享治权则是平民政治崛起的标志。内藤湖南认为，历史大体是低层人民逐渐向上发展的记录。原来贵族阶级独占的思想、趣味和知识等各个方面，在某个时间点（唐宋）之后逐渐在民众中传播和发展，民众的实力因此而兴起。

君权的扩张和庶民的兴起是同步的。原本在贵族阶层内特有的对皇室的尊崇心理会渗透到一般民众的心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日知录》），勇敢的下层人民和贪婪怕死的贵族、官吏形成鲜明对照。元杂剧《赵氏孤儿》中救赵的是程婴，而非韩厥。程婴代表的是崛起中的底层知识分子。皇帝和人民都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中间阶层（贪官污吏），这种论调在今天也是很有市场的。近代特有的国家主义，在日本体现为对天皇的效忠，在中国则体现为抽象的“爱国”和 “集体主义”。

贵族门阀政治起源于两汉之后，内藤湖南把这种政治叙述为一种贵族与君主的共治，君主只是有资格进行统治的贵族阶层中的一员和代表。这种共治的例子，比如东晋时的“王与马”共天下。而贵族随时可能会更换他们进行统治的代表，比如：汉、魏、晋、宋、齐、梁、陈有明显的连续性。君权并非神圣不可侵犯。

贵族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官的子弟们陪太子东宫玩，李密和杨玄感都曾是隋炀帝的亲随，不过反隋的第一把大火就是李密和杨玄感点的，只有这种贵族才会抱夺取天下的野心。李渊父子与之略同。普通人如翟让也就是当匪，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这其实反映了一种贵族时代的政治观念，即天下是贵族世家的。

唐中期以来，武人势力兴起，藩镇体制下形成的养子制度破坏了家族血统制度，从而以家族制度为基础的名族消亡了，贵族政治也因此落下来帷幕。安禄山是个胡人，家族是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传说他通九族的语言，安禄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干儿子，随便认干爸是胡俗。后来石敬瑭尊辽帝为父皇帝，柴荣是郭威的义子，赵匡胤据传是柴荣的义弟。

五代十国时期流行着广泛收养义子的社会风气，上至皇帝、国王，下止将相大臣，无不如此，众口相传的“十三太保”（李克用有十三义子，皆获太保衔，号称十三太保。）故事正是这个风气的直接体现。新五代史中有义儿传。《隋唐演义》在宋元间广为流传，里面也有“十三太保”。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义儿传》中说：“呜呼！世道衰，人伦坏，而亲疏之理反其常，干戈起于骨肉，异类合为父子。开平、显德五十年间，天下五代而实八姓，其三出于丐养。……唐自号沙陀，起代北，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虣武之士，往往养以为儿，号‘义儿军’……”

《赵氏孤儿》中屠岸贾收赵孤为义子，今人观止匪夷所思，视为编剧逻辑混乱。其实这个故事最早来自元杂剧，彼时胡风正盛，那时的观众并不以此为奇，也无需解释。乱收干儿子，随便拜把子，是草原文明的特点，用亚历山大大帝的话说就是“最强者统治”，义子都是有武力者，把最有武力者收为义子（其实就是潜在的继承人）容易在乱世中扩张实力，但不易形成长期稳定的统治秩序。五代时期的大混战就是这样。亚历山大死后则有所谓“继承人战争”。

五代时期，后晋，后唐，后汉（还有十国中的北汉）的创建者是沙陀族人，沙陀是西突厥别部。所以石敬瑭认辽帝为父皇帝有类于安禄山认唐明皇为父。唐至五代皇家广泛的淫乱故事也可看作是胡风。宋明儒对此的自然反应是加强夷夏之辨，与唐太宗的进取和开放相比，趋于防守和保守。苏轼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之也，譬如禽兽然。”王夫之说：“夷狄之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而所知所行蔑不异焉。”

儒家的基本立场是在乱世中重建秩序，并往往以复古的面貌出现，孔子复周公之礼，新儒家则贬唐太汉武，直接跟上古三代的政治接续。是一种极浪漫和理想的政治追求。但儒家又强调入世和行动，与宗教和哲学的追求不同，不好随便归类。

出身贫寒的范仲淹是平民政治崛起的象征。内藤湖南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解读是：“士人在世，自己与天下整体是连在一起而存在的，所以士人考虑的不是门第，是个人的人格。”宋代士大夫是“以一个人所为关系到国家，波及万世的正义感来立世成名的。”“没有门第背景，仅以个人的身份，在认识自己的使命的基础上面对政治。”这是近代士大夫的特点。想想史记中的程婴，他的身份是门客，他和赵家有人身依附关系，到元杂剧中的程婴就是经济独立的草泽医人了。

宋明儒认为在民间讲学是“为万世开太平”，并不以为官参与实际政治为唯一途径。元代，因为南人被排斥在高官之外，而且还要受到蒙古人的极大压迫，所以这些南人远离政治中心，开辟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属于自己的社会，用他们的文化相互消遣，相互标榜。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明清时期，甚至今天。好多人就是这么标榜和理解“隐”的，取默默坚持之义。

元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较特殊的时期，一方面它直接统治了中原王朝所有的地区，另一方面它作为宗主国是成吉思汗世界帝国的盟主，元在文化上的视野更开阔，基督教、喇嘛教、全真教在不同时期都得到了相当的礼遇，有强烈入世色彩的儒家则仅被看作是技术和工具，未得到充分重视。

元有科举，但很少，读书人没事儿干。元人自恃武力，也看不起这些读书人。所以他们得以归隐山林，开办书院，当草泽医人，吟诗作画，文教在民间还有延续。元杂剧《赵氏孤儿》里的程婴就是这种沦落民间读书人的形象。相反，近百年来对文教的破坏是少有的。以元为例，元并不大规模地改造、迫害读书人，直接忽略。像《赵氏孤儿》这种有明显所指的政治剧竟然能在元写就并上演，在今天看来是多么神奇啊。

有了“为万世开太平”的超越思想，元明清的读书人在遇到挫折时，才不至于因为政治的挫折而放弃学术的追求，这是中国版本的学术与政治分离。或道统与治统的分离。在西方体现为世俗统治与神学信仰的分离等。

参考阅读：《内藤湖南的世界》

参与刺杀行动的是德国国防军内的一小批军官。这些人大多出身职业军人家庭，是德国军事贵族的后代。

关于刺杀的动机，有些人说他们是为了维持职业军人的利益，不愿与希特勒的德国同归于尽。（比如丘吉尔对这次刺杀行动的评价就是“狗咬狗，一嘴毛”）但根据文献记载（这批文献最后落到苏联手里，后由戈尔巴乔夫作为国家礼物奉还当时的西德），这些人更多地是出于某种理想主义的动机：

Kuhn became a POW(prisoner of war) of the Soviets after the 20 July plot. He led the Soviets to the hiding place of the documents in February 1945. In 1989, Gorbachev presented these documents to then-German chancellor Dr. Helmut Kohl. These documents, produced by Stauffenberg and his fellow officers in 1943 in Berlin evince the idealistic motivation of the resistance group.

这种理想主义的动机，以计划参与者Henning von Tresckow（少将，普鲁士军事贵族家庭出身，其父是骑兵司令）表述得最典型：

The assassination must be attempted at all costs. Even if it should not succeed, an attempt to seize power in Berlin must be made. What matters now is no longer the practical purpose of the coup, but to prove to the world and for the records of history that the men of the resistance dared to take the decisive step. Compared to this objective, nothing else is of consequence.

这正是影片中所说的要让世界和历史知道，德国人并不都是希特勒。（作为军事贵族，这个职责自然在自己身上。）

No one among us can complain about his death, for whoever joined our ranks put on the shirt of Nessus. A man's moral worth is established only at the point where he is ready to give up his life in defense of his convictions.

大意：一个人的精神价值正是在他为保卫自己的信念而准备献出自己生命的瞬间体现出来的。

这是一种贵族式的理想主义，军事贵族就是国家和人民的护卫者，他们应当最清楚什么是值得他们以性命护卫的，并立即采取勇敢的行动。正义、勇敢、荣誉正是他们对自身的期许。

主角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上校，南德巴伐利亚天主教贵族家庭出身，按其家庭传统，加入第17骑兵团），是一个传奇性战斗英雄，他在北非受重伤，失去了一只眼，右手，和左手的两个指头。据说他很勇敢，因害怕上瘾，拒绝在治疗中使用吗啡。影片中，希特勒称其为德国军人的楷模。

但就是这样一位颇有名气的战斗英雄，决心反抗希特勒，以避免徒劳和无辜的牺牲（这也正是军人的职责和荣誉所在）。Stauffenberg起初对单纯杀死希特勒不感兴趣，他希望能接着成功地控制政局，结束战争（从军事角度纳粹德国此时已无获胜希望）。

Stauffenberg的策略是利用希特勒本人批准的Valkyrie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在纳粹德国发生内部政变的极端情况下恢复法律和秩序的措施。该计划的预设就是希特勒被一小撮内部的叛乱分子刺杀，由Stauffenberg所在的预备军（负责准备训练新军队以补充野战军）负责恢复国家秩序。Stauffenberg针对该计划又做了修正，加入了夺取党卫军，盖世太保，控制其领导人等内容。因此修订的Valkyrie计划是对原始计划的补充和完善，所以当希特勒听到是Valkyrie计划时，立刻走过来避开戈林、希姆莱等人单独审阅并予以批复。该计划其实就是针对他身边最亲密的这些战友的，迅速批准是自然的。

Stauffenberg是整个行动的核心，他一人要肩负两项最重大的使命，由于他的职位（预备军参谋长），他会定期地与希特勒会面并开会，因此他有安放炸弹的使命。另外由于他的决断能力和说服别人的能力，他又有返回柏林现场指挥的职责。

影片是相当真实的，很多煽情的细节也是有出处的，并非子虚乌有。比如Tresckow在得悉计划失败后，自己一人用手榴弹在野外自杀。比如Stauffenberg因时间仓促，自己又只有三个指头，仅装配好了一只炸弹等。

最煽情的部分当然是在行动失败，Stauffenberg被执行枪决的时候，其副官Werner von Haeften（也出身于军事世家）走上前来替他挡枪子（或走上前向他告别），这一段也并非虚构。

When Stauffenberg was about to be shot, in a last dramatic gesture of defiance, Haeften threw himself into the path of the bullets.

据目击者说打死Werner von Haeften的子弹几乎已经要了Stauffenberg的命，而杀死Stauffenberg的排枪和杀死von Haeften的排枪是紧接着发出的。

Stauffenberg在死前最后说的是：“Es lebe unser heiliges Deutschland!”（Long live our holy Germany! 神圣的德国万岁！）这也并非煽情的虚构。按导演所说，为了避免今天的观众觉得太拔高，不得不删掉了Stauffenberg的很多英勇事迹，比如他拒绝吗啡治疗。设想一下，当Tom Cruise说出“No morphine!”的时候，观众肯定会想这是编的。

Stauffenberg等被枪杀后，被他的直接领导Friedrich Fromm上将直接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而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是要活捉叛乱者抓回来审问。Fromm的作法当然有摆脱自己和这次行动的关系，但客观上也会保护其他未暴露的参与者。枪决后Fromm命令以军人的荣誉安葬这些叛乱者。

Fromm ordered that the executed officers (his former co-conspirators) receive an immediate burial with military honors in the Matthäus Churchyard in Berlin's Schöneberg district.

第二日Stauffenberg的尸体就被党卫队掘出，其身上的奖章被扯下（被枪决和佩戴勋章被葬正是军人荣誉的体现），尸体被烧成了灰。

The next day, however, Stauffenberg's body was exhumed by the SS, stripped of his medals, and cremated.

Fromm将军显然是这次事变的知情者，他很快被处以死刑，但希特勒又特别在死刑的方式上予以照顾，准许他被枪决（对军人而言这是一种荣誉的死法），而不是被吊死。

Stauffenberg的妻子儿女并未因此受到牵连，当然他们在事发后就更改了自己的姓氏。Stauffenberg的一个儿子成为战后德国的将军，另一个儿子则成为德国和欧洲议会的议员。

这次行动中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即：Ludwig Beck将军是前德国国防军总参谋长，Beck将军是重新武装德国的关键人物，他坚持认为应由专业的参谋人员提供最高元首以军事上的建议，而不是由一群党棍和马屁精围绕着希特勒。Beck将军从军事的角度也不同意希特勒在38年发动战争，因此被免职。可以想见Beck将军在德军内部拥有很高的威望，同时他也未直接参与过战争，因此他将在刺杀成功后代替希特勒的职位主导德国政局。

这是最后一次有案可查的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事后共有7000多人被逮捕，4980人被处死。其中包括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并无证据隆美尔参与了这次行动，但隆美尔很可能是知情者）和著名物理学家普朗克的儿子Erwin Planck等。

这种贵族或精英式的理想主义，是西方自古希腊时代起，到中世纪的骑士精神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今天很难想像有这样一个阶层，他们以贵族的出身，相互通婚，从青年时代起的友谊和军事领导才能综合于一体的军事贵族。

这些人以自由、正义、勇敢和荣誉为自己的价值观，想当然地认为历史的使命和责任落在自己的肩膀上，负有保卫国家和人民的职责。这种“高大全”的职责不是抽象地归于人民或时代身上，而是具体地归于自己和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之上。若有这种使命感和行动的能力，就可称为“贵族”或“精英”了。